流氓是社会过剩的劳动阶级，也是侠客堕落的产物，是社会上暴力性力量的一部分。对流氓来说，传统社会的法律、道德规范一概不具任何约束力。流氓的频繁活动，干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，威胁有产阶级的利益，甚至导致社会局势极不稳定，流氓意识也随之渗透至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与文化领域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流氓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。《无籍之徒：中国流氓的变迁》一书是第一部系统阐述中国历史上流氓阶层及其活动的论著。陈宝良先生爬梳各类典籍，从“四书五经”到“二十四史”，从先秦诸子到《全唐文》，从野史笔记到官方实录、司法文书，从小说到报刊，乃至于地方志，就流氓的起源及变迁作了详尽的叙述，将中国历史上流氓这一社会阶层的生活状态、形象以及与社会的关系，加以系统地勾勒出来。全书纲举目张，条理分明，旁征博引，文笔流畅，是流氓史领域的一部力作。

北京是清朝的都城，为四方人物荟萃之地。商业的繁华，游手的增加，都为流氓的活动提供了很好的社会土壤。众所周知，在明朝，北京不但有一些无赖子在衙门前或街市上“撞太岁”，而且有一些把棍在市井街巷乱窜，到处“拿鹅头”，显然流氓活动极为猖獗。这种流氓活动的势头，虽因两朝鼎革而有所收敛，但一等清朝廷在全国势力稳定，北京的流氓又照样蠢蠢欲动，甚至卷土重来。

清代的北京，聚集着不少游手好闲之徒。如夏仁虎在《旧京琐记》卷1《俗尚》中就说：“别有坊曲游手，提笼架鸟，抛石掷弹，以为常课。”显然，这些“坊曲游手”所为，尽是一些于社会无益之事。为了便于对这些游手之徒的行为有更形象的了解，下面不妨引述一段清人记载： 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京师人多养雀，街上闲行有臂鹰者，有笼百舌者，又有持小竿系一小鸟使栖其上者，游手无事，出入必携。每一茶坊，定有数竿插于栏外，其鸟有值数十金者。

当然，上面的“京师人”云云，不能一概以“游手”视之。同时，即使是“游手”，也不能与流氓混为一谈。不过，这些提笼臂鹰之人，大多是一些游手之徒，即所谓的“游手无事，出入必携”，而流氓也大多从这批游手中涌现出来。清代的北京，社会治安并不很好。市井之上，斗殴、酗酒、拐骗之事时有发生。清朝廷为示弹压，专门设立五城兵马司，分为五城，各有管辖之地，一般不采取越界拿人，以免滋扰。这种规定，有时也会因为执法者拘泥，给管理地方社会治安带来不便。如五城司坊各官，在路上遇到斗殴、酗酒、拐骗、吓诈之徒，就会因为非自己的管辖之地，置之不问，以致罪犯逃遁无踪。有鉴于此，后来清政府又作了补充规定，此后凡是五城司坊官在途中遇见斗殴、骗诈等事，“应不论何城地方，准其当时拘执，押送该城司坊官录供，详解该城御史审讯发落”。尽管清朝廷对管理北京的社会治安有一套衙门体制，但一些市井无赖流氓仍是我行我素，流氓案件时有发生。北京流氓的活动，存在于整个有清一代，尤以清末为甚。在清末，北京的流氓不但有自己的组织，而且大多取有绰号，借此唬人。清代北京流氓的组织，大致以“会”为表现形式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流氓的结会与被清政府骂为“会匪”的民间秘密社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别。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，在北京南城樱桃斜街一带，有两个流氓头子，一外号“拦路虎杨三”，真名杨魁龙，立有一个“裕庆恒会”；另一个外号“小金刚廖大”，真名廖凤仪，立有“源丰厚会”。他们手下各聚集很多无赖，盘踞当地，到处滋事，干一些违法之事。在京东一带，有一些无赖之徒，专门抢劫民间马骡，勒令取赎。他们的头目，分别是“金骡子”与“快马张三”。后来，从京城到西山一带，流氓干脆成立了“马王会”。凡是民间驼马往来，必须先出资入会，否则就“邀夺勒赎”。这种行为，实际上已与土匪的抢掠相差无几。清末北京的流氓，往往各自盘踞一地，各有称号，互不相让。

在顺义县，有一流氓头子，原名张有德，后改称张桂林，当地人称之为“黑张老”，绰号“东霸天”、“一只虎”；北城地面李铁拐斜街南口，也有一批“著名绰号”土棍在活动，大白天抢夺人口、衣服，他们分别是宋六、王端、李老、徐二大鼓、龙三、刘八；在前三门外地面，有一批土棍，分别是松保、惠林、惠四、普八、罗三、大龙等，与他们相勾结的流氓，其绰号分别为“金刀赵四”、“金标赵六”、“单刀小王五”、“李占鳌”、“阎四虎”、“刘保”、“汪保”、“周保”和“邓三风”、“马三风”；在东直门外北新桥一带地方，流氓活动也极猖獗，流氓团伙成员的绰号分别为“小军师”玉三、“坐地虎”田逢春、“小鬼”刘六、“白面虎”李大黑、“太岁”马三、“赛判官”张三、“独爪龙”刁大等；在外城地面，也有土棍活动，恃众逞凶，在内外城设局，“关闭善类，勒写字据，持以恶讨，甚且抢人勒赎”，团伙成员绰号分别为“活太岁”陈大、“伏地王”常大、“铁巴掌”王三、“花枪杆”李大、“罗似虎”罗三；在正阳门外煤市街，也有流氓聚众斗殴，放洋枪砍伤人，其流氓头子名恩瑞，绰号“恩四大王”，手下有一个重要同伙，名林世生，绰号“活判官”；顺天府属东安县之罗官屯村，一些流氓冒充官役，靠讹索为生，他们分别是高起发，绰号“大阎王”，仇祥，绰号“二阎王”；在外城有一土棍头子，名林三，绰号“大肐（胳）膊”。清代北京流氓所取绰号，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借绰号张大自己的声势，借绰号唬人。无论是“阎王”、“判官”、“小鬼”，还是“霸天”、“霸王”、“太岁”、“白面虎”，无非都是为了说明他们在地方上很有势力，可以横行一方，掌握着一般市井百姓的生杀大权。 

京城流氓，生活在天子脚下，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特点。正如上面所说，他们各霸一方，互不相让，一有争执，就大打出手。如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三月十三日的夜里，在正阳门外煤市街，流氓头子“恩四大王”就聚众斗殴。打架与盗贼、赌博、娼妓并称“四恶”。参与打架之人，周公称之为“乱民”，孟子称之为“贼民”，在清代算在光棍之列。所以，流氓斗殴，一向为清朝廷所禁止，并在法律上作了具体的规定：“凡凶徒好斗生事，见他人斗殴，与己毫无干涉，辄敢约伙寻衅，迁怒于其父母，毒杀致毙者，照光棍例，分别首从治罪。”有时候，流氓斗殴之时，碰到巡夜员弁捕拿，他们则公开拒捕。如光绪七年（1881）四月初七日夜间，吉四因与松保有仇，就纠众20余人，向松保寻衅。后遭巡夜员弁捕拿，吉四就公开拒捕，将局勇王顺扎伤。这些流氓，所持武器已不再局限于刀棍器械，而是有了洋枪。如当时有一流氓头子王喜儿，就持洋枪“肆行掠抢”。“锅伙”与“混混”本来是天津流氓的专有称呼，在北京一般称“光棍”与“土棍”。但在北京，同样有“锅伙”与“混混”。如宛平县属西山门头沟地方，到处有流氓把持开采的煤窑。每年夏天，这些无赖就开设“连夏锅伙”，“诓诱贫民，逼勒入窑，关禁不容脱身”。不仅如此，各窑锅伙内，有些流氓将因工作患病之人忍心抬弃。可见，这些“锅伙”，都与“光棍”一般无异。另外，北京的一些“混混儿”还抢劫库丁，靠此生活。原来当年北京当库丁是一项很肥的差使，库丁可以从银库偷偷往外拿银子。尽管朝廷的防范措施很严密，如库丁出来时要裸体打一个跟头，但这些狡猾的库丁仍可以从肛门里把银子偷偷地带出来。既然库丁如此发财，于是北京城里就有一些混混儿，专抢库丁，一般采用绑票勒赎的手法。所以，一些库丁上班下班，就只好找镖局子保护，以免被流氓绑去。尽管如此，流氓绑架库丁的案件仍时有发生。说到“库丁”，需要对“仓蠹”作更详细的介绍。所谓“仓蠹”，即指那些专靠盗窃、打抢仓库吃饭的无赖棍徒。“仓蠹”在咸丰年间就已出现。如当时有一位刘七，绰号“禄米侯”，手下有无赖20多人，专门暗中把持京仓。至同治、光绪年间，流氓把持仓务的问题更为严重。如北新仓应放内廷供用米2000余石，但耽延二年之久，还欠米1000余石，显然是仓蠹暗中把持、耽延影射所致。据查，这些仓蠹分别是：王四群，绰号“一里王”；张二即张廷舟，绰号“弥勒尖”；玉三，绰号“水晶寿星”；刘得海，即刘夸子，绰号“铁头太岁”；李八，绰号“瞪眼李”；张二群，绰号“小脚张”；薛二黑，绰号“搬不倒”；李六，绰号“红长虫”。至光绪年间，这些仓蠹往往在夜里聚集数十人，用白布缠头，各带顺刀，“至各仓附近游弋窥伺，即遇兵役巡逻，而情势凶悍，毫无忌惮”。当时比较有名的仓蠹，号称“唐家五虎”，都是逃军。唐大即唐棣，其他又有唐二、唐五、唐老、唐顺成，结党搅扰，勾串把持。在清代，北京的流氓主要靠骗混饭吃，而且都有特定的称呼。有时流氓装饰妇女，将她们“聘卖于异乡人，乘隙卷而飏焉”，称为“放鹰”，也称“打虎”；有时流氓设为赌局，诱骗愚懦之辈，称为“腥赌”；有时代接妇女，秘密卖淫，称为“转当局”；有时引诱富家子弟游荡嫖赌，“以博其资”，称为“架秧子”。 

在清末的北京城里，还专有这么一种流氓，靠吃仓、讹库、到宝局子跳案子过日子。这类人被当时人称为“嘎杂子”。由于清末兴起的镖局，专门保护仓丁、宝局，是他们讹诈的绊脚石，所以这批人就专门跟镖局子作对，彼此之间就不断寻仇斗殴。在当时，最著名的嘎杂子叫康小八。据史载，光绪年间，北京有个比较出名的流氓，名康升儿，又叫康二，绰号“小霸王”。这位康二，不知与康小八是什么关系，俟考。嘎杂子康小八和镖局子的人，在哪儿遇见就在哪儿打。清末，北京城里从珠市口往南一带，人烟稀少。因此，镖局子里的人就专和康小八在这一带打群架，以致仇越结越深。康小八是京东康家营的人。据说，此人没有什么真功夫，就是心狠手辣。后来他有了洋枪，更是气势汹汹，身上总别着洋枪，看谁不顺眼，就给谁一枪。关于这位康小八，还有这么一回有趣的事：有一次，他找个剃头的替他理发。他剃着头，就信口问：“你知道北京城有个康八爷么？”剃头的忙说：“那小子不是东西。”他忍住气，又问：“怎么不是东西？”剃头的答道：“净胡来。”他又问：“你认识他？”答道：“不认识。”康就说：“好，叫你认识认识他。”说完，掏出洋枪，一枪就把剃头的打死。

开始康小八手下有一伙人，后来他就单挑了。他打死的人越多，就越疑心有人暗算他。每当黑夜里走道，后面有人脚步比他快，他就给一枪。后来，康小八叫五城兵马司的练勇逮住，在菜市口被剐了，也算报应。

嘎杂子、流氓时常闹宝局，靠此讹诈钱财。他们好勇斗狠，有时不惜伤残自己的肢体，以获取钱财，到了要钱不要命的地步。光绪初年，在琉璃厂西门，有一饼店，店前人如堵墙，只见街上躺着一个裸体少年，另外一个少年举着擀面杖，用力向地下少年的两腿打去，卧地者绝不出声。打到五六十下，卧地的那位少年突然爬起，向饼店主人说：“这遭吃定了。”店主人道：“好小子，吃罢。”原来，这位卧地的少年无赖欠饼债甚巨，不但不偿还，还强行赊欠。所以店主用大杖击打，并说能受杖不喊痛，不但不索要前欠饼债，而且从此以后，吃饼不再要钱。所以，这位无赖少年“任其痛击而不声也”。又一年秋天，在五道庙三岔路口，有一群人，全是黑绸夹衫，快靴，从北而来。其中一人，自衫衣以致外衣，全都敞襟，而脸上血淋淋的，血由衫衣一直流到脚，随行随滴。近前一看，此人一眼已被剜去。原来，此人乃宝局雇的地痞流氓。大致说来，开场聚赌，在清代算是犯法的事。而一些地痞土棍，也每天向赌局索要规费，然后替宝局做一些保护工作。当然，不是那些强有力的土棍，不能获此殊荣。只有那些舍得伤残自己肢体的土棍，才被宝局奉为上客，每天都付给他例规。至于伤残肢体，又分上中下三等，以此分别所得例规的高下。这位剜目的土棍，就可以享受最上等的规例。 

*本文节选自陈宝良所著《无籍之徒：中国流氓的变迁》一书。

诗人琉璃姬：写作也是将头摁进黑夜的过程